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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之所以能够有所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近代特殊的社会环境的需要。近代中国社会多灾多难，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并且兵祸连接，社会矛盾激化，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即使中央政府为维护其统治有心救济，也因财政困难等各种客观因素而有心无力。每年政府所拨付的救济费用对于广大流离失所的灾民而言也是杯水车薪。再加上吏治腐败，更是加重了灾民的困苦。在这种情况下，救济广大灾民的艰巨任务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了。 二、佛教的慈悲救世情怀和自利利他的佛教慈善思想，成为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兴起的内在动力。佛教的大慈大悲思想:把慈悲扩大到无限，扩大到一切众生。《大度智论》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又言，同体大慈无缘大悲。佛的这种慈悲是深厚的，清净无染的，视众生如己一体。正如《大宝积经》里所说的慈爱众生如己身，知其困厄，如同身受，由此而生成了众生度尽方成正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菩萨人格。正是这种大慈大悲的博爱精神，使佛教界人士面对近代社会人民的困苦状况，产生出悲悯之心，发大宏愿要救灾民出水火之中，并通过开展社会慈善事业来提高自身佛学的修为，为自己能西到极乐世界创造条件。

三、近代中国佛教界人士大发慈悲救世情怀是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条件。面对近代多灾多难、人民生活极为困苦的社会现实面前，中国佛教界人士在佛教慈悲救世的思想的指引下积极投身于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中去，如圆瑛大师、谛闲法师、熊希龄居士、王一亭居士等。而且部分佛教界人士不仅把自己的精力投身于近代佛教慈善事业中去，还把自己一生积累的财富都捐给社会用于社会慈善救济事业。这些佛教界人士投入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热情，推动了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兴起和发展。 四、近代政府推行的庙产兴学运动为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兴起提供了压力和动力。自从清末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庙产兴学以来，庙产兴学运动对中国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庙产兴学的具体方案是大率每一旋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涟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庙产兴学运动兴起以后，各地开始出现提取或侵占寺产的事件。庙产兴学便逐渐从一种个别行为发展成一种规模化运动。仅重庆县内的几个乡就在察准地方当局之后，没收了座寺庙及其庙产，改充为学堂，当然其中也酌留了少量的资费给住持僧以备日常所需。在庙产兴学运动的压力下，佛教界人士只有通过开办对社会有用的公益事业来争取民意的支持，以维持其寺产和地位。这样一来就促进了近代佛教界人士投身于慈善事业的活动的热情，推动了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五、交通条件和传播媒介的变迁为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中国封建社会，陆上最快捷的交通工具马匹，水上的交通工具则是木船。这两种交通条件相对于近代轮船火车等交通工具而言一是速度较慢，另外则是运输量较小，不利于货物的运输和转移。而火车和轮船在中国的使用和推广，为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兴起提供了比较便利和快捷的运输方式，加快了救灾物资的迅速转移，为提高贩灾效率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随着报纸和电报等近代宣传媒介的出现和发展，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也有利于远距离的信息传递，一方面，为近代佛教慈善事业提供了舆论宣传和支持，另一方面，也使近代佛教慈善团体所举办的慈善事业的透明度增加，增强了社会民众对近代中国佛教慈善团体的信任，客观上也推动了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

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对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灾民的生存压力产生了重要作用，救济了一些巫待救济的灾民，维护了当时的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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