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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薄葬风气的盛行

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什么会盛行薄葬?据学者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历史的经验教训是直接导致魏晋南北朝薄葬风气盛行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古代，厚葬和盗墓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形影相随。一方面丧葬者以珍宝珠玉金银财物等陪葬入墓，作为尽孝夸富的手段;另一方面盗匪、贫民及反抗者却把挖坟盗墓作为谋生救急的方法，同时也将其作为发泄仇愤怨恨的情感手段。所以，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凡是厚葬的没有不被挖掘的，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孔子说:“以宝玉收，譬之暴骸中原。”《吕氏春秋》说:“无不亡之国，无不发之墓。”其实，许多统治者的陵墓在国未亡之时，即已被盗。如春秋时，宋国未亡而宋文公的家就被人盗发。齐国也是如此，齐国未亡而齐庄公的墓已被挖。楚平王的墓不仅被吴兵所发，而且还遭伍子胥鞭尸三百。秦始皇陵以固若金汤著称，但也难逃掘墓之难。秦始皇葬后三年，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钢，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9就是在封建秩序稳定社会经济空前高涨的汉武帝时期，同样有人冒险去“盗发孝文园执钱”。至于灾荒年代，人们更是将掘坟挖墓作为救生济急的最住询径，“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9。西汉末，赤眉军自陇西再度入关时，曾于咸阳北原发掘西汉诸帝陵。东汉冲帝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安葬顺帝的宪陵封土尚未干燥，陵墓即被人盗发。这种盗墓之风至汉末，风行一时。陇西军阀董卓率军进人洛阳后，乃于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使吕布发诸布陵，及公卿以下家墓，收其珍宝”，西逃长安。董卓此风一开，大小军阀竞相仿效，盗墓掘坟之事接踵发生。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教绍发檄文攻击曹操说:“梁孝王，先帝母帝，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束，而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骥突，无骸不露。”9 其实，不仅“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有这种盗墓掘坟之羞事，就连这位道貌岸然、振振有词地谴责别人的袁绍，其属下“士卒横暴，掘发丘陇”，遂使“道路暴骨”，故崔琰进谏劝袁绍“敕郡县掩骼埋街，示惜怛之爱，追文王之仁”@。于是，时人有“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口之叹。
严酷的社会现实，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实行薄葬制，曹氏父子更是始作俑者。魏文帝曹丕预作《终制》，其议论就足以表达这些有识之士的苦衷。其他的一些终制大多与此有同样的思虑。“前车覆，后车鉴”。对于厚葬的这种潜在祸患，任何明智的人是不难洞察的。为了避免“戮尸地下”、“使或灵万载无危”，薄葬风气在这一时期勃然兴起，并延续了数百年之曹氏父子要求死后不封不树，曹丕甚至规定不设陵寝、园邑、神晋宣、景诸帝不起山陵。东晋桓温在姑孰的坟墓，“平坟不为封，于墓旁开燧、立碑，故谬其处，令后代不知所在。”O ....-风气
城，
所及，遍布朝野上下。
2，社会的不稳定性和皇权的衰落也是导致魏晋南北朝薄葬风4盛行的重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三国时代，从220 年曹丕称帝到公元 265 年司马炎立晋的46 年里，战火始终在大江南北蔓延不止。连年的军阀混战使人民惨遭战争之害，“死者且半”，活着的也奔走四方，达数百万计。史书载:“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馑相望。”2一派凄凉景象。历史上富饶的中原成了“千里无人烟”的战场，“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 随后又经两晋、南北朝 300 余年的分裂动荡。这种不稳定的社会形势，一方面使人们因害怕掘墓而不敢厚葬，另一方面也使醉心于厚葬的人在葬事上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一时期出现的“潜健伪葬”习俗和大墓罕少的现象便是这种形势的客观反映，正如曹操遗诏中所说的“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
另外，魏晋南北朝薄葬风气的盛行也反映了皇权的衰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豪强势力极为发展的时期。由于豪强势力的发展，致使中央集权受到了严重的抑制，皇权衰弱，摇摇欲坠，只能依靠豪强大族的扶持。如孙策据守江东，自知“势一则禄祚可终，情乖则祸乱尘起”的道理，只有依靠“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的豪族一致支持，“禄祚”才能维持下去，孙策临终时嘱咐孙权，要对士族“各尽其心，以保江东”。这一现象的出现，标志着战国以来皇权至高无上的陵寝制度也随着皇权的削弱而衰落了。
3，魏晋南北朝薄葬风气的盛行，与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般说来，经济状况的好坏与丧事的厚薄有着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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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国家的分裂，使社会经济遭到极获惨重的破坏。后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复苏，出现“所在积要仓康皆满”、“流民归还，关中富实”2 的现象，但这远不能跟没代一统江山、国世昌盛时的社会经济相比，更不能与汉武帝时那种“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额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9的繁荣景象相提并论。这种“富实”不仅屏弱单薄，而且短暂一时，缺乏汉代那样充实的物质基础，自然也就无法追求并实现汉代那样的厚葬了。其实，魏武帝曹操禁止得葬的一大原因，也就是“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
4，春秋战国以来的薄葬思想对魏晋南北朝的丧葬风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古代向有重视总结借鉴前代历史经验教训的传统，前面所述的刘向奏言便是这种经验教训的总结。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薄葬不可能不受到前代薄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这从当时人的许多终制遗言中可以看出。西汉杨王孙的“反真”思想就对这一时期的薄葬者有很大的影响，如曹魏的议郎沐并就直接效法杨王孙实行俭葬，其终制说:“奚以棺椁为牢，衣裳为缠?尸系地下，长幽桎梏，岂不哀哉!......杨王孙裸体，贵不久容耳......苟得获没，即以吾身袭于王孙矣”;“戒气绝，令二人举尸即坎，绝哭泣之声，止妇女之送，禁吊祭之宾，无设抟治粟米之奠。又戒后亡者不得人藏，不得封树。“9 西晋名士皇甫谧也是如此，他曾言:“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棺之土?”5 可见，魏晋南北朝的薄葬风气受到前代薄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它是前代薄葬源流酒起的一个浪峰。
5，魏晋南北朝薄葬风气的盛行与一些封建统治者的倡导和模范行为是分不开的。
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薄葬风气的倡导者--曹操，是当时地主阶授中最为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历来提倡节俭治国。史载他“后宫衣不锦绣-.....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1。蜀汉名相诸葛亮也以廉俭著称，他“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家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2。此外，西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东晋元帝司马睿等人都是如此。这些人生而节俭，死则薄葬，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不能不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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